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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医》王平安

纯纯的原始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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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虚空,虚空的虚空。唯有自己的身体是不是舒服,心情是不是舒畅最为真实,也最为现实,所以,要注重当下,努力地过好与珍惜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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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研究饮用水水质夫妇已20年不喝自来水  

2013-01-06 21:29:0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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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个题目,既吃惊又好奇。吃惊的是地下水的污染会这么严重!传统中医认为,人的脾胃为土,土是具有解毒功能的,所以一个人的脾胃功能好,自身就具备一定的解毒能力,但是脾胃再好,它的解毒能力相对也是有限的。自然界的土也是具备过滤、解毒与转换等作用的,比如适量大粪上在生长食物的土地里,就会转化成对人有益的作用,但是上的多了也会烧坏农作物,所以它相对地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人的脾胃功能再好,也架不住人为的往里面过量的乱塞所谓的营养食物,塞多了脾胃功能就自然不好了,解毒、过滤和转化功能也就必然会大大地下降,甚至会达到“罢工”的程度。

       好奇的是这对研究饮用水的夫妇已20年不喝自来水,那她们喝的是什么呢?

        不知道也没什么,知道了也不一定能够有条件仿效的。但是,鉴于这种情况,我个人认为还是不要喝生水,把水烧开了喝最好,因为传统中医认为,一煮消百毒啊。比如说中草药:要是看炮制过程或是批发市场里以及采收晾晒等等加工环节,确实是不太卫生的,但是经过半个小时左右的煎煮,就达到消毒的目的了。但是,现在的中草药,很多都是人工种植的,使用的化肥农药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问题,一煮消百毒也只是相对的,不能简单或是抬杠似的去理解的哦。

       由此事也可以看出,现在的食品安全真是挺可怕的,就连饮用水都如此了,如果再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脾胃功能,身体一定不会真正好起来的。

 

                                                               作者:王平安                    http://baojiwangpingan.blog.163.com

下面转载原文:

2013-01-06 00:37:20 来源: 人民网(北京) 有108501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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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北京一对研究饮用水水质的夫妇已20年不喝自来水。据他们介绍,北京自来水硝酸盐指标已很接近国家标准线。自来水中的硝酸盐主要来自垃圾、滤液和粪便。他们检测发现,北京地下水的污染主要是有机物污染,而有机物“很多是小分子的,去除率很低。”


北京研究饮用水水质夫妇已20年不喝自来水

在2000万人口的北京,像赵飞虹夫妇这样深谙自来水、纯净水、矿泉水秘密的人并不多见。

“一个北京最会喝水的家庭,一群自发组织、丈量北京水的人,他们正告诉公众北京水的严峻现实。”

戒掉自来水

北京城里“最会喝水的家庭”已经二十年不喝自来水了。

丈夫在国家发改委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饮用水产业委员会工作,妻子是北京保护健康协会健康饮用水专业委员会负责人,如此一对与饮用水打交道二十余年的组合,谈起喝水来自然不必谦虚,“我们可能是北京最会喝水的家庭,没有人像我们这么讲究。”58岁的妻子赵飞虹说。

“我们上周刚测了,自来水中硝酸盐(以氮计)的指标已经达到每升九点多毫克了。”2012年圣诞节这天,赵飞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虽然这一指标未超过国家标准规定的10mg/L的标准值,但已经很接近了,“五六年前,这个指标还在1-2mg/L之间,就在2011年还只有四点几。”

自来水中的硝酸盐主要来自垃圾、滤液和粪便,而这不过是诸多指标中的一个而已。多年来,赵飞虹检测发现,北京自来水的水质在逐渐变差,“这是不争的事实”。

悄然发生的变化

赵飞虹真正认识北京水,源于一个偶然机会。

1980年代末,中国水产养殖业兴起,畜牧专业出身的赵飞虹原本研究鱼油等保健品,现在转向水产品养殖中的添加剂。未曾料到,添加剂泛滥引发水体富营养化,为寻找激活水的活性的材料,1991年,她开始琢磨水处理。

直到2000年,赵飞虹才发现激活材料并非万能——激活了活性的同时,也激活了污染物。什么是好水、优质水,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

“不能光待在化验室里做实验。”2007年3月的一天,赵飞虹参加了由京城环保界发起的城市水源考察活动——“城市乐水行”(以下简称“乐水行”),决定用脚探寻北京的水为何有好坏之分。

在逾五年的时间里,作为上万名“乐水行”志愿者中的一员,赵飞虹走遍了北京市区和郊区的几乎所有河湖,最远的一次她徒步了三十多公里。

在她眼前,一幕并不乐观的北京水画卷徐徐展开。

最让她慨叹的是密云水库。这座坐落于京城东北一百余公里处的燕山群峰中的水库被誉为北京的“生命之水”。

“清澈透明,直接喝都没问题。”这是赵飞虹1980年代来到这里时的记忆。按当时的国标,密云水库的水质达到一类标准,与地表水标准堪称世界最严的德国一类水标准相当。

2011年,当赵飞虹和“乐水行”志愿者再次来到密云,一汪清澈依旧,但曾经在密云水库游泳的赵飞虹知道,变化已然发生。

2002年,中国的地表水标准修订后,现在的一类水标准只及当年的三类,而近年来,按照新国标,密云水库的水质为二类水,“这就意味着现在密云水库的水质已经连当年的三类都不如”。


2002年,赵飞虹开始研究好水。在“乐水行”志愿者周晨的眼中,经过五年的实地考察,“他们原来是专门找好水的,现在也和我们一起找坏水了”。

亮马河、坝河、马草河、通惠河、凉水河、萧太后河、沙河、永定河……灰黄色污水场景如复制粘贴般出现于京城诸多河流。而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水库——官厅水库因污染严重已然不再担负饮用水源的功能,现在仅以四类水质作为北京的备用水源。

“排得那么明目张胆、排得那么天经地义、排得那么心安理得。”“乐水行”发起人之一的北京水专家王建总是难掩这样的愤怒。


尴尬的自来水勾兑

昔日的密云水的确已成赵飞虹的记忆。

现在,密云水库的水经过混凝、过滤、消毒等程序会分到京城十大水厂,每个水厂都有自备井以抽取地下水,地下水和密云水勾兑以后,再进入寻常百姓家。

赵飞虹承认,相对于地表水,地下水还是干净,但水质正在走下坡路。

1980年代,北京地下水的水质污染主要是砷、铅等重金属,尤其是石景山首钢所在地,重金属超标较为严重。但时至今日,随着首钢等污染源的陆续迁离,污染主角正让位于有机物污染。

有机污染物甚至在进化。“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有机物是大分子的,用活性炭、超滤膜等容易截留,但现在的有机物很多是小分子的,去除率很低。”赵飞虹说。自来水需要用液氯消毒,这些小分子有机物与液氯结合后易形成消毒副产物,“这才是最可怕的”。

相比勾兑水质下降,更考验北京的是北京地下水位的下降。

三年前,赵飞虹曾经帮自来水公司检测抽上来的地下水,发现原本从三百米抽上来的水的水质已不如前,欲寻合格的干净水,只能掘向更深处。

公开资料显示,从1999年到2009年,北京地下水平均埋深由12米下降到了24米,目前城市中心地区已下降到30米。北京地下水储量正以平均每年5亿立方米的速度递减。

“北京周边1980年代还在供水的水井现在几乎全部废掉了。”赵飞虹说。自古以水著称的门头沟区斋堂镇灵水村,原有大大小小72眼井,现在,只有两眼井有点儿水,灵水村已然变身缺水村。

赵飞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930年代,北京城下挖一两米就能见水,但现在抽取的地下水已经挖到了上百米,水的硬度由原来的230mg/L增加到了400mg/L。

“现在的地下水必须经过勾兑,因为太硬了。”赵飞虹说。所谓“硬”,指水中的碳酸钙含量。“水太硬了洗头发都是粘的,洗衣粉、肥皂会变成皂化物,小孩用了容易得皮炎、湿疹。”

太阳照旧,河已干涸

事实上,当赵飞虹和其他志愿者沿京城河流溯流而上,情况似乎更加糟糕。

“老人家,桑干河在哪儿?”

“这里就是桑干河。”

“那么水呢?”

“桑干河哪还有水,还不够牛喝的呢!”

在“乐水行”中,王建常常与赵飞虹和其他志愿者分享两年前的这一次对话,这是他在永定河上游桑干河的河道里与一位放牧老人的对话。“这还是丁玲笔下那条太阳照耀的桑干河吗?”王建心里一紧。

对于把北京水的前世今生摸得门清的王建,赵飞虹总是很佩服其学识之渊博,然而,越是佩服,越是唏嘘——水灵灵的北京已经作古。

就在永定河大兴榆伐段,常年无水的河道里甚至建了一个沙雕公园。其实,不惟永定河流域,“乐水行”所到之处,潮河、白河、妫水河、泃河等一条条绕京血脉的干河床频频闯入王建和赵飞虹等人的视野。

2002年,圆明园湖水干涸,时长达七个月之久。2007年,颐和园昆明湖冬春季节干涸,大小游船搁浅于泥土,本与岸齐的浮动码头深陷泥淖,初春的十七孔桥下,干涸的湖底竟成为风筝爱好者的放飞之所。

“三眼井、二眼井、七眼井、王府井,光叫井的胡同就有八十多条,三里河、二里沟,没有水哪来的河、沟?”王建说,“随便去想一个地名,会发现北京跟水的关系之近。”

历史并非一直如此。商周时期,北京平原河湖沼泽密布,先民只得沿太行东路古渡口通行。现在中关村西区的丹棱街,元代还是坐拥上百公顷水面的丹棱沜。即便1950年代,颐和园西侧、玉泉山一带还存有大量稻田,描写此地田园风光的诗歌,光乾隆皇帝就作了几百首。

仅仅半个多世纪,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目前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已降至100立方米以下,这已不足世界人均水资源量的一成。而就在2008年,北京市水务局公布的数字还是人均不足300立方米。

为干渴的城市找水

和所有参加“乐水行”的志愿者一样,赵飞虹一直想为这个干渴的北京城找到解决之道,她甚至与王建合作一个“北京水环境与水资源”的课题研究。

2007年,当赵飞虹带着这一疑问请教中科院院士、水文地质学家陈梦熊时,她得到了一个自认为不错的答案——北京应该建设五座大型地下水库,把易流失的雨水、洪水储存起来,调节丰歉。

令她欣喜的是,这一提议正在被提上议事日程。在北京城,一场全民动员的节水大战正在上演。

“现在居委会给每家都发节水龙头,避免跑冒滴漏,如果不是节水厕所都不让你用了。”赵飞虹说。

水价亦发出了信号。现在北京的居民用水价格已经达到了4元多一立方,洗浴业等高耗水行业的水价已经达到了60元一立方,“这在全国可能都是没有的”。

“北京原来在1980年代批准的水井能封的就封了,2000年左右,一律不准打井。北京的矿泉水厂也基本都没了。”赵飞虹说。

在这个超级城市,节流之外,开源或更重要。目前,北京正如一个巨型章鱼般,把它饥渴的触角伸向河北、山西甚至更远的丹江口,再生水、岩溶水、海水淡化水乃至黄河水亦已列入政府的考量范围。

不过,赵飞虹却非常担忧,“为什么这几年北京的水质下降?因为来水太复杂了。”

2010年,北京遭遇连旱11年,不得不从山西大同的册田水库、河北的友谊水库、壶流河水库、响水堡水库、云州水库等紧急调水。彼时行至册田水库的王建发现,册田水库的水是四级水底,很大的死鱼就在水面漂浮着。

“北京花了很多钱调来的水,就是这样受到污染的水。”王建说。而对于即将于一年后进京的南水北调水,人们并不怀疑可以令京城用水困境大为改观,但疑问却萦绕在赵飞虹等人的心头,这千里迢迢来的水,会被汹涌而至的人流吞噬吗?

北京解渴记

① 2001年,国务院批复《21世纪初期(2001-2005年)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

② 2001年北京市出台《北京市区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回用总体规划纲要》,拉开了北京大规模建设再生水回用工程的序幕。

③ 2004年,北京市出台政策限制、禁止高耗水产业的发展。

④ 2011年,北京市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显示,北京已将引黄工程、海水淡化、岩溶水科学利用纳入战略规划并抓紧落实。

⑤ 2011年《北京市“十二五”时期重大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显示,建成10亿立方米南水北调水和10亿立方米再生水两大稳定水源,以缓减北京水资源紧缺形势。

⑥ 2012年7月1日起施行《北京市节约用水办法》。

⑦ 2012年,北京市出台《进一步加强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工作意见的通知》,称将进一步完善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和再生水价格调整机制,并适时调整。


⑧ 2012年,《北京市“十二五”时期水资源保护及利用规划》,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北京市将投入1000亿元,实施用水总量控制、节水工程等七大类工程。

“万泉十里水云乡,兰若闲寻趁晓凉。两岸绿杨蝉嘒嘒,轻舟满领稻风香。”

——清乾隆皇帝赞海淀风光

贺卫方(教授):

北京的自来水一直是很成问题的,北京的自来水,是不能够用来泡茶的,有很多水垢。不过北京各个地方的水质不一样,有些地方的没有水垢,我们北大附近的就很多水垢。

北京缺好的河流、湖泊,缺一些郁郁葱葱的地方,北京远郊是很荒凉的,郊区稍微好一点的地方总是人满为患。

 

 

食以安为先访谈录   

2013-01-05 14:16:36|  分类: 食品安全 |  标签:食品安全  2012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多谢各位抬爱,于稍许的惶恐中,岁末接受新华社专访,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2/1225/c70846-20013342.html,因篇幅关系,新闻稿有删节,2013已经徐徐展开,刊发全文在此,为过去一年的所有坚守和努力打一个认真的结。

 

问:近年来,国务院多次召开常委会议专题研讨食品安全问题,将保障人民群众食品安全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您认为保障人民群众食品安全的重要性体现在那些方面?国家对食品安全的保护是否已经足够重视?

 

答:今年七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切实的保障和足够的重视都蕴于字斟句酌之间。依其三年和五年两个时间长度的界定,可以认为是十二五期间我国食品安全工作纲领性文件。三年之期,五年可望,两个时间节点,可见政府彻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决心。《决定》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得之于严,落之于实,街道办事处这样的行政细胞都激活起来,让整个组织系统从末梢开始严阵以待。农业是食品安全的始发点,所以,我想是否与街道相应,还应该强调农村一个个行政村的细胞作用。尤其需要强化农民的职业尊严感,逐步提高其在工业化进程中益发微薄的收入,农民能否成为一个骄傲的职业选项,农民辛勤劳作的价值能否赢来足够的社会尊重,是食品安全的关键所在。农民是初级农产品以及其他食品的生产主力,这无疑是我国目前不可否认的事实。食品的航母级企业究其源头,大多还是依赖小农作坊。从地沟油到毒胶囊,都有底层农民忙碌求生的身影,作假并未让他们发财暴富,实质上他们是在无奈中用农民的巨大生存适应性在承担着大企业的成本压力和食品安全风险。构建互信而温暖的城乡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决定》能否带领舌尖上的中国,最终走出已经千百次走入的食品安全问题的河流。

 

另外,食品安全纳入政绩考核和实施一票否决,就是官员头顶上又多悬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剑影之间难免眼花缭乱,因为林林总总到了非抓不可不抓不行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最后都如斯实行一票否决,比如计划生育,比如矿山安全等等。剑光闪烁,因为剑与剑,光与影,就难免有冲突,有无所适从处。食品安全是有成本的,农民自身价值的实现是需要一定的农产品价格来支撑的,食品价格自来都是我国CPI上涨最重要的要素,菜篮子米袋子工程毋庸置疑也是地方官员不能懈怠的重要政绩,二者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点甚是考验官员的执政智慧。我愿意强调的是,食品安全是没有零风险的,对于官员的考核指标,不应囿于是否辖区内是否发生食品安全事件,而应当有科学理性的态度,着重于其之前预防和事后处理的力度和效果,综合考量,这样也才能从机制上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消除或许的媒体曝光会被堵截封杀的疑虑,也是对官员致力于食品安全工作的一种善意鼓励和保护。

 

 

问:近年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了一系列严格保障食品安全的措施、制度,比如食品溯源制度等。您认为在国家的大力整治下,采取的这些措施是否有效?近三年以来我国整体食品安全状况变化情况如何?

 

答:措施有效,食品安全形势整体向好。近三年以来,从上到下,从理念到法规,再到落实,都是逐步向好的。

 

但中国每天消费约200万吨食物,40多万家食品生产企业、323万家食品经营主体、2亿多户农牧渔民,难以计数的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监管难度堪数世界之最,但执法人员的工作状态却和这种严峻的挑战不相匹配,整体处于相对懒散状态,基层执法不严的问题仍旧是监管失守的症结所在。标准也好,法规也罢,最终的执行状态都要落实到基层,抓好了基层,才算抓好了监管。否则势必陷入有机制无执行的怪圈。我经常想,如果中国的监管人员都能发挥记者的潜伏和卧底的精神,那么就不会总是等待新闻记者曝光来不断挑战消费者心理底线了,自身形象自是蔚然改观。

 

新闻媒体在食品安全监督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也毋庸讳言,一些新闻媒体吸引眼球的标题党报道,制造了一些食品安全风险丛生的假象,可以说由媒体形成的虚拟食品安全恐慌就是绑架了大多数人的真实感受,民众在从众心理的支配下人云亦云,似乎说中国食品是可以吃的都需要巨大勇气。以不信任为内核的食品安全恐慌至少在网络层面的风生水起,部分还是由媒体所启发诱导的,而不是真正来自于中国沉默的大多数群众。一些被夸大、误报、误导的不实报道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科学素养的匮乏;二是轰动效应罢了。新闻媒体,尤其电视媒体,有揭露、强调、浓缩与具象化的功能,通过画面剪接之后,眼见之实是编导希望展现的所谓实,夸大和误导比比皆是,加剧公众对危害的恐惧,刺激公众对危害的不合理愤怒。如何将正确的科学知识不偏不倚地转化为公共理解力是媒体亟待具备的能力之一。风险的量效关系也每每被媒体为了吸引眼球而摒弃,比如,目前白酒中含有定向迁移而来的微量塑化剂是客观事实, 塑化剂DEHP可能致癌也是客观事实,但是,喝下去多少白酒中的塑化剂才会致癌, 才是风险争议的关键所在。媒体往往就诱导受众将风险想象等同于即刻的危险, 风险的不确定性在媒体渲染夸大的恐慌中转化为现实的恐惧。媒体应该逐渐灌输,让民众懂得毒物即剂量的基本常识,在量效关系基础上谈风险。

 

问:今年以来,我国部分地区相继出现“甲醛猪血”“工业盐酱油”(白酒塑化剂不算非法添加,是定向迁移)等事件,不断引起人民群众的广泛关注和担忧。您认为目前打击非法添加、打击食品行业违法犯罪还存在哪些盲点和不足?

 

答:比如属于非食用物质的非法使用的皮革胶囊事件,从监管层面反思,十年前皮革奶事件出炉时就应该足够警惕,皮革水解蛋白和工业明胶是孪生兄弟,前者查获非法添加,后者也应该顺藤摸瓜,严加监管,那就不会蓄积爆发,导致今年地震。

 

另外,这个问题我想站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谈。全世界每年产生数量巨大的皮革固体废弃物铬革渣,我国就占了将近三分之一。脱铬工艺费时耗力花成本,面对如此巨大数量的铬革渣诱惑,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无良厂家就直接将其加到食品药品中来变废为“利”了。除却类似皮革废料这种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垃圾,非法进入食物链而导致食品安全系列问题之外,更糟糕的是飞速发展的中国制造业主动将国外的垃圾和废料作为可回收原材料的廉价来源,发达国家也乐得将未经处理的垃圾出口到中国。二十年来,数千吨有毒有害垃圾打着世界贸易的幌子堂而皇之进入国门,全球庞大的电子垃圾中之80%最后落脚亚洲,其间之90%进驻中国,中国俨然成为全球最大的废弃物进口国。大大小小的中国企业不遗余力、不计环境成本地对这些废弃物进行提炼回收,以高污染高能耗为代价切实变废为宝,换取些许可怜的微博利润重新运回发达国家。一进一出间,污染不可避免。如此污染大背景下,初级农产品的安全性受到很大威胁,镉米杀机就是典型案例。另外,加工食品的添加剂被工业原料取代的几率成几何级数增加,农药废渣盐,工业盐酱油等都是典型案例。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也应该转型为环境友好的绿色工厂,从根本上遏制一系列污染和工业产品滥用的食品安全问题。

 

问:展望2013年,保护食品安全仍旧是人民生活中的重大议题。对于推进食品安全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您有哪些建设性意见?

 

答:三十年飞速的工业化进程,在环境污染方面留下的隐患,或许会在不远的将来逐渐集中显现,这是食品安全问题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食品的掺假掺毒可以通过诚信重建、重典严打等措施得以遏制,但环境污染本身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则复杂艰巨得多,好比一滴墨水滴进了一盆水中,进易出难。我以为,首先要把环境保护作为农业补贴政策的核心内容,效仿欧盟对农产品价格支持补贴政策,建立以环境保护为核心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将农药科学使用和重金属污染的预防治理作为体系中的重要参数;再则,对化学农药要从低价管制变为高价管制,提高农民使用农药的成本,降低农民购买和使用的欲望;对生产低毒高效农药厂商依旧可以实行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但高毒和限用农药的厂商则去除补贴,大幅增加税收,降低厂商生产意愿;第三,则要强化推行绿色GDP的政绩考核,阻断地方官员饮鸩止渴的盲目工业化趋向,从根本上缓解重金属污染状况的进一步恶化;第四,重典治乱。台湾的安全农业法,对制造或输入动物用禁药以及禁用农药者,均处1到7年有期徒刑,制造、加工、分装、贩卖或意图贩卖而陈列、储藏禁用农药者,均处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大陆也可以参照这种力度执行,算是一剂猛药以求立竿见影。对于畜禽水产饲养中的抗生素滥用问题,也可以借鉴此种方法。比如正在上演进行中的快大型白羽肉鸡的药鸡事件,不少养殖肉鸡的农户,自己病了都舍不得去打抗生素的。他们知道多用药成本高了不赚钱,但更害怕鸡死了赔光了。谴责底层农户是于事无补的,谁盈利大,谁承担风险多,药品推销商是否难脱其咎?如何保证降低养殖户的风险,科学指导规范饲养模式,才是食品安全长远之道。

 

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食则以安为先,纸上谈兵易,狠抓落实难。在经历19世纪末快速工业化后,20世纪初美国的媒体和报纸上大量的曝光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了一场每个人都关心的社会运动。当下中国消费者也处于类似的食品安全的十字路口。监管百密难免一疏,并非阿Q式的自我安慰,食品安全风险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也是发达国家面临的主要社会风险,至多仅只是风险程度的区别而已。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踏实做,认真做, 子规半夜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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